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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法律制度下婚姻法有众多的规定,而在古代,对于婚姻也是有严格的标准和制度,古代婚姻比现代更为复杂,条条框框也更加繁琐,那么古代婚姻中最注重的是什么呢?

《说文解字》中讲:“家,居也。从宀,省声”[1]。“宀”表示房子,“”是猪的意思,说明在家中人们共同居住、共同从事生产劳动。家有时专指大夫之家,如《左传桓公二年》有:“天子建国,诸侯立家”[2]。有时候则是泛指,如《孟子梁惠王上》里面“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3],这里的家就不是大夫之家的意思。关于家族礼刑制度的探讨是在家的宽泛意义上进行的。

[中图分类号]:K825.4[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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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法制度与家族是西周国家的根基

[文章编号]:1002-2139-21-0104-01

中国古代婚姻的标准是“门当户对”。西周时禁止贵族跟平民通婚,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度”,门第等级森严,士族与庶族之间禁止通婚,南朝士族王源嫁女庶族富阳满氏,被弹劾为“惟利是求”,并拟“禁锢终身”。
士族制度在隋唐时逐渐消失,“门当户对”逐渐成为古代婚姻的重要习俗。从封建社会早期的“门当户对”制度演变而来了“良贱不婚”。“良贱不婚”是指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某类人的身份或是职业会受到歧视,户籍上被编为“贱籍”,比如娼女、奴婢等,身家清白的良人是不能与“贱籍”人通婚的,否则会受到刑事处罚。古代婚姻制度中的“门当户对”、“良贱不婚”都是指“娶妻”,而非指“纳妾”。纵然是“秦淮八艳”的董小宛貌美如仙,也只能做妾。

论语中讲:“周兼于二代,郁郁乎文哉”[4],可见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将过去种种习惯风俗化成系统的制度,是文明的一个新起点。西周立国的一个基本制度就是宗法血缘制度,这个制度根据与周天子血缘的亲疏远近来划分等级,建立从周天子到诸侯、大夫、士、庶民以至奴隶的大宗统领小宗、小宗服从大宗的秩序。自然地,这套依据血缘的家国一体的制度必然重视宗族内部的和谐稳定,重视宗族内部的长幼有序、贵贱有差。

一、周代主流婚姻礼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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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宗法等级制度固然是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文明的惯性亦使其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历史时期,直至今天依旧依然时时存在。家族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言:“家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中国文化之所以这样富于韧性和绵延力,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这么多攻不尽的文化堡垒”[5]。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家族法律制度的奠基时期,很多方面已经初具规模,直接影响了后世家族法律制度的发展。

聘婚是周代的合法婚姻,聘婚制是周代的合法婚姻形态,聘婚礼是周代婚礼的集中反映。据《仪礼士昏札》记载,聘婚的仪式分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古代婚姻制度承认妻的地位,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娶进门的才为妻,所以叫做“娶妻”。纳妾的形式等同于买卖交易。在家庭中,只有妻子与丈夫有相对平等的权利。如丈夫先亡,妻子便要守节。妻子早亡,丈夫在精神上守节。丧妻之后,男子再娶妻,称作“继室”或“续弦”。第一任妻子称作“原配”。墓穴之中的棺木,祠堂之中的牌位,正位只能是丈夫和原配妻子,继室只能居于偏位。
“千年修得共枕眠”这句民间俗语说的是,男女之间要修千年的缘分,今生才有幸为夫妻。

二、西周家族法律制度在礼中的体现

聘婚礼的第一个步骤是纳采。纳采是男家遣媒人向女家提亲,女家同意,男家备礼至女家求婚所行的礼仪。第二个步骤是问名,即男家使媒人问女子之名。以龟卜其吉凶。第三个步骤是纳吉,这是男家卜得吉兆,备礼告知女家.至此,婚姻始定。第四个步骤是纳征,这是男家在纳吉之后,送聘礼于女家以成婚礼。第五个步骤是请期,即男家卜得迎娶吉日,各札告于女家,征得同意。最后一步则是亲迎,是指到了婚期,婿亲至女家迎娶新妇完成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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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制礼作乐以后,“亲亲尊尊”的家族观念成为人们生活的指导标准,天子、庶民都有需要遵守的礼。

可见,聘婚的仪式是相当繁琐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婚姻的重要性,故此,《礼记婚义》日:礼之大体,而所以皮男女之大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日,婚礼者,礼之本也。《诗经》中很多篇反映周代聘婚礼的纳采、同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些事,如《郑风匏有苦叶》《召南江有泗》《卫风氓》《大雅大明》《召南雀巢》《小雅鸳鸯》《召南搡有梅》《齐风着》等等。

古人缔结婚姻的程序自西周以来,都沿用“六礼”,首先是“纳采”,就是媒妁之言,男方托媒人找到合适的女方求婚。第二步是“问名”,媒人会问女方的生辰,以及女方生母的姓氏,以确定女方是嫡出或庶出。第三步是“纳吉”,西周时期是在家庙占卜定吉凶。如果相合吉利,就进“纳征”,男方下聘礼到女方家,婚约既告完成。“请期”,是男方以占卜方式选出吉日,与女方家商定婚期。“亲迎”,就是结婚的仪式,需男方到女方家亲自迎娶。经过“六礼”,婚姻才算正式成立。
在聘娶的六礼中,雁是最重要的礼品。雁是候鸟,比喻男女婚前互守信约,婚后坚贞不渝。雁也是随阳之鸟,比喻妇人出嫁从夫。一对男女,他们的姻缘要经过生辰八字批合吉凶,经过几世的修缘后,在今生出生之时定下姻缘的,叫“姻缘天定”。

关于礼是否是法的问题,学界存在争议。陈顾远、范忠信、俞荣根等认为礼是法。其中,陈顾远认为,礼同现代所说的法一样,都调整着人们的各项行为,而且可以说是超越法律之上的普遍规律和价值。“现代所说的法,认为是关于国家人民各方面一切事物的依据,礼何独不然?[6]”范忠信认为,“礼”和“法”都有抽象和具体两重含义,抽象的“礼”是具体的“法”的原理和精神,具体的“礼”等同于具体的“法”。“总之,‘礼’就是古时的‘法’,也是‘律’之外事实上存在和起作用的法。有‘礼’无‘法’时是如此,‘法’从‘礼’中分离出来时也是如此,‘礼’、‘法’重新合一后仍是如此。不过,这种法,是另外一个系统,是无法用西方传来的‘法’概念简单比拟的。”同时,他认为“古人心目中真正的‘法’是‘礼’与‘刑’二者结合(且以‘礼’为主,‘刑’不过是为了保障‘礼’而存在的)”[7]。

二、《诗经》中反映出的周代婚姻制度特点

“夫妻本是同林鸟”,男女结为夫妻,就要白头偕老。在封建社会,离婚主要依照“七出”。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即“七出”。依据《大戴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男子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

俞荣根认为,在周代,礼是各种规则的集合体,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都包含在礼中,礼之外没有法律也没有道德。礼之中的法律和道德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刑作为违反之后的惩罚,而后者不以刑为惩罚机制。“一般地说,凡应‘失礼入刑’之礼属于法律规范,不管其审断结果是否真的‘入刑’;而凡失礼后一般情况下不必入刑的礼,则属于道德规范”[8]。马小红认为,礼体现了中国古代法的价值,实质上就是法律。“当我们用现时代‘法’的视野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时,无‘法’之名,却有‘法’之实的‘礼’理所当然地要被纳入研究的范围中”[9]。

重视门第

古代婚姻制度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妻子休弃。《大戴礼》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和离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和离大多是协议休妻,这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的真正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
义绝制度是一种刑事案件附带的民事法律后果。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或者双方的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相互侵害如殴斗、相杀等犯罪事件,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夫妻关系必须解除。

王满春等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有两种渊源,一种为起于战争的刑罚,一种为起于风俗习惯的“礼法”。“这种脱胎于史前社会的古代法,以源于原始习惯风俗的习惯法为主体,其法律形式以礼刑二者为主要渊源”[10]。

周代的聘婚制明显带有重视门第的倾向。尤其是在贵族的婚姻中,有着显着的政治目的和经济意图,这在《诗经》的婚恋诗中也有所反映。《卫风-硕人》是卫人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诗,《左传隐公三年》记载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日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汾王即周厉王,厉王被国人赶跑,流亡于彘,彘地在汾水旁,故时人又称厉王为汾王。蹶父是周宣王时的卿士。说明韩侯的这个妻子地位也很显赫.和韩侯匹配。周代的这种讲究门第的倾向,为后世的门阀制度开了先河。

张中秋认为礼不是法,主要是因为礼的强制性达不到法的程度。“礼,现在很多人把它视为法。我想这应该是从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角度来理解的。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认为,凡是秩序规范都是法,礼是一种秩序规范,所以说礼也是法。如果依实证主义法律观,礼的强制性还没有达到可以称之为法律规范的要求。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我相信在古代中国人,尤其是西周人的眼中,礼与法是有区别的”[11]古代婚姻最看重什么 有哪些严格的规定及标准。。

同姓不婚

另外,张晋藩认为礼与法是各自独立的,但是礼受到法律强制性的保障,礼的内容也逐渐反映到了法律之中。瞿同祖认为,一个社会规范可以同时存在于法律和礼之中,区分的方式在于是否“附有法律制裁”[12]。

《国语晋语四》说:“同姓不婚”,《左传昭公元年》说“内官不及同姓”,《礼记-坊记》及《曲礼上》也说“取妻不娶同姓”。更有甚者,用“和同”说来说明同姓不婚的重要性,如《国语郑语》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接着就说:“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务和同也。”这是最一般的说法,即认为周人之所以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是从种族繁衍的角度考虑的。是“恶不殖也”。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浅层次的因素。还有一种说法是从“德”的角度说的,如《国语晋语四》说:“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蕻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所以同姓不通婚,是害怕有祸乱。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是礼与刑的综合。秦汉之前,礼即是道德规范也是法律规范,刑是法律规范;秦汉之后,礼和刑逐渐被律所吸收,共同存在于律当中。所谓天理、国法、人情,三者是以礼为中介相互贯通的。礼作为国法的重要部分,作为刑的基础和指导,上通天理,下应人情。司马迁说“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13]。这是说古代中国是把过礼和刑同时作为社会调整器的,礼同样起着今天法的作用。对礼的违反最常见的是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而严重者则会受到刑的处罚。

夫家可以任意休妻

基于此,有必要首先来讨论礼中关于家族的规定,而婚姻制度则是家族法律制度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女方达不到男方某些要求的时候,夫家可以任意休妻。《卫风氓》中有几句话说:“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又说:“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蛭其笑矣。”前一句一般解为女方抱怨男方对女方的评判没有一定的标准,标准前后不一致,说变就变。这种解法基本正确。而对后一句的解法分歧较大,一般把“富”解作助词,无意。这样就把“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解作家业有成己安定。面目渐改施残暴,看似与前句。

婚姻方面有两个原则性的规定,一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个是同姓不婚。

其实,周代有“七出”之说,即休妻的七种规定。对此,《大戴礼记本命》记载说:“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嫉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并进一步解释说:“不顺父母者,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仪礼丧服》:“七出者,无子,一也;淫浃,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很明显。至于“暴矣”说的是女方犯了“口多言”之罪,意思是说,“话说多了,因此遭到了夫家的粗暴对待”

婚姻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所谓“合两姓之好”,更重要的是一个家族和另一个家族之间的事情。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14]。这里就是说婚姻关系到家族的延续,必须告诉父母,得到父母的允许,即“父母之命”。
关于“媒妁之言”,诗经中有记载:“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谋不得”[15]。周朝为了增加人口从事农业劳动,设置了“媒氏”的官职,专门负责适龄男女的婚姻问题。孟子讲:“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16]。这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的规定。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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